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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七事变后中国究竟谁在避战求和并非蒋介石

发布时间:2019-07-18 03:13:04 编辑:笔名

七七事变后中国究竟谁在避战求和:并非蒋介石

核心提示: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、和之间,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,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,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,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,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: 务望在此期间,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,星夜赶筑,如限完成为要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, 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,东三省沦陷。整个西北、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。出于多方面考虑,1932年8月,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,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。未久,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。察哈尔虽仅辖 16县,地狭人稀,天荒地老,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,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依托。1933年2月,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、三河、蓟县一带驻防,未久,奉命参加着名的长城喜峰口、罗文峪抗战,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,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,名震一时。

1935 年6月,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,着名的《何梅协定》签定,蒋系中央军关麟征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。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,具有半独立性质的 冀察政务委员 会 成立。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,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,宋哲元趁机坐大,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、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 三项要职,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、军务,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。

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,得到冀、察、平津政权,今非昔比的宋哲元,同样深知 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硬道理,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、盐税、统税、铁路交通税 等钱财,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,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,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。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,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、一个骑兵师、 两个保安旅、一个独立旅、一个特务旅,共五师四旅的兵力,部别番号分别是:

冯治安三十七师(驻防北平西苑、卢沟桥一带);

张自忠三十八师(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、小站、廊坊、马厂和大沽各地);

赵登禹一三二师(驻防南苑团河、河北省任丘、河间一带);

刘汝明一四三师(驻张家口、宣化、怀来一带);

郑大章骑兵第九师(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,其余两团驻固安、易县等地); 孙玉田特务旅(驻南苑,以一团在城内);

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(翼东一带,河北保定一线)。

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,冀、察、天津保安队,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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